从成果转化改革谈起,科技创新应摒弃浮夸回归

日期:2019-09-10编辑作者:科技视频

首先应从正确理解科研规律做起。“科技及科技管理的部门和人员都要远离急功近利思想,让科技创新活动真正回归理性。”他说。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所长吴金水

多位人士指出,在谋划“十三五”科技创新发展时,必须把创新文化建设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对于科技界长久探讨的评价体系改革,周健民也建议,对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员要放宽评价周期,去除争取经费的指标,重在理论创新和创新潜力及未来影响;对技术应用人员要突出技术引领作用和应用效益;对基础研究成果以国际同行评价为主,对应用研究成果以市场评价为主。

《中国科学报》 (2017-03-05 第1版 要闻)相关专题:2017年两会专题

“对于科技管理部门而言,比具体的项目更为重要的,是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北京矿冶研究总院院长蒋开喜认为,制度的创新牵一发而动全身,事关科技资源的产出效率。

■本报记者 张楠

■本报记者 张楠 马卓敏 沈春蕾

重视基础研究

“不少人对名利的追逐已经掩盖了科学的本真,忽略了长期的坚守,搞乱了整个科学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教授焦念志

“推进科技创新的思路和政策应该与时俱进,有些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的政策措施、做法甚至制度设计,尤其是那些过于功利化的政策措施和做法,应该及时退出历史舞台。功利必然导致浮躁。科技管理部门应及时改变惯性思维,创造条件、营造环境,引导、鼓励广大中青年学者静下心来、甘坐冷板凳,扎扎实实做学问。”雷朝滋说。

周健民着重提出,现行对创新标准的理解和评价,偏重于看谁发表的文章多和获取的专利多,这导致研究人员有了论文就能得到各种“人才”头衔,就能获得更多项目,进而可以待价而沽。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邓中翰

五中全会提出的“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让相关部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
周健民:科技创新应摒弃浮夸回归理性

话题:获得感

“只有大幅度地提高我国的原始创新能力,才能从根本上提升我国的科技实力,进而提升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提高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雷朝滋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加重视基础研究是国家科技发展从以跟跑为主进入并行赶超阶段的必然选择,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不仅仅是科技发展战略,也应该成为国家发展战略。

实际上,没有基础研究长期的积累,就不可能有原始创新和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就会受制于人。

《中国科学报》:对提高成果转化的效率效果有何建议?

“在科技创新活动中,制度是保障,文化是灵魂,基础研究是根本。”与会者认为,相关部门只有在这三件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的大事上动脑筋、下力气、花功夫、出真招,才能充分激发“第一资源”的创新活力、提高科技投入的产出效率。(原标题:“十三五”期间,科技创新如何真正引领发展、提供“第一动力”?科技界人士指出 科技创新,三件事必须办好

《中国科学报》 (2019-05-17 第3版 综合)

走过“十三五”开局之年,我国各项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其中更令科教界人士关注的是,《“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等相关科技政策的实施,是否给科研群体带来了“获得感”?在成果转化、体制机制创新方面是否有所改观?可以从哪些方面继续完善、改进?

“十三五”期间,如何让科技创新真正发挥引领作用,提供“第一动力”?在科技部日前召开的科技界学习贯彻五中全会座谈会上,与会人士达成共识:有三件事必须做好。

急功近利贻害无穷

要松绑不要孤立

加强基础研究,增加投入是关键。本世纪初曾参与我国科技中长期规划研究的陈佳洱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偏低,在总的研发投入中只占5%左右。在美国的国家财政研发投入中,基础研究占40%,德国占28%,日本占15%—20%。“如果考虑到发达国家的大型企业和社会基金在基础研究中的大量投入,我国的基础研究投入就更少了。”

“我们习惯于快速引进,习惯于跟班式的研究,习惯于表观数据的评价。这些方式,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和中低端技术阶段是无可厚非的。”周健民认为,“但当我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限制,甚至是重点打击对象的时候,我们还沿袭这些方式就会贻害无穷。”

周健民:科研要根据研究性质分类管理,建立更科学的评价体系,不能单纯只盯着论文等一些表观的指标。另外,在管理上,即使在中科院这样专门的科研机构,也不是孤立于世的,必然存在属地化管理、参公管理的诸多情况,所以如何建立起专门针对科研人员,且能与社会无缝衔接的管理机制,让科学家享受到充分的自主权,是个重要课题。

“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是科技界的一项重要任务。”陈佳洱指出,目前在成果评价中片面追求SCI文章的篇数、被引用的次数和发表刊物的“档次”,而不是看做出来的工作对推动科学前沿发展的贡献,或者对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现在的科研评价因过分强调论文的数量,使不少科研人员成了‘文章机器’,这是十分可悲的。”

有点儿进展就自称“重大”

须稳住步伐,逐步形成中国科学院的优势。我们的成果转化不仅要看现时的经济效益,也要看对外来新型产业的引领作用,如无锡物联网产业,苏州纳米产业、生物医学工程技术,南京无线通信和激光产业,扬州LED产业等。

“基础研究虽然事关国家根本、具有战略意义,但却是属于市场失灵的公益性活动,在现阶段依靠企业不现实,必须靠国家财政加大投入。”雷朝滋说。

他分析,我国在原始创新能力上的不足,除了发展时间不长外,还在于科技界以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急功近利思潮。

《中国科学报》:去年有一批关于成果转化的政策颁布,贵单位是否享受到政策红利?

潘曹峰则强调了“共享、协同”的重要性。“近期参加过几个协同创新中心的讨论,都觉得队伍很强大。但是,同行之间会不会把一些最最核心的想法进行共享、协同?恐怕是要打个问号的。”他说,“我觉得要组建这种‘大队伍’,应注重结合各个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专家为好。这样做,既能互相启发、短长互补,还可以把一个研究从基础做到产业化、全链条。”

当前,一些国家正逐渐限制对中国的技术输出。“去年发生的一些事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关键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周健民强调。

《中国科学报》:如何进一步减少科学家的羁绊束缚和杂事干扰?

“评价指标是科研的指挥棒,‘数论文’的做法该改了。”中科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研究员潘曹峰认为,应尽快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根据不同科研活动的不同热点分类评价,引导科研工作向科学贡献和技术成果转化并重转变。

当前我国论文数量、发明专利数量均列世界第一,但在周健民看来,不管是在基础研究的理论上,还是在重大技术的突破上,我国仍然缺少独创成果:“大多所谓‘紧跟国际热点’,不过是对前沿理论作无关紧要的修补,有一点进展便自称‘重大突破’‘国际领先’,看起来很热闹,却与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方向背道而驰。”

从成果转化改革谈起:收获是继续前行的动力

“基础研究是科技‘金字塔’的塔基,是高新技术的源泉。‘怎样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这个问题,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陈佳洱说,与发达国家相比,现在我国的基础研究中真正能引领的还不多。

周健民呼吁,在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科技创新应该摒弃浮夸,回归理性。

企业端的情况是,大型垄断企业缺乏创新动力,中小型企业没有创新传统,又缺创新能力。另外,我国市场也欠缺真正的风险投资。

完善创新制度

“按科研规律,对不同领域、不同科研性质的单位和个人实行分类评价,避免只以人才头衔、论文、专利、项目经费数量这些表观指标作为评价标准,从而逐步改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现象。”

《中国科学报》:您从哪些方面感受到了科技创新日益凸显的地位?

培育创新文化

“我国在原始创新方面与科技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中科院南京土壤所研究员周健民近日对《中国科学报》表示,“新时代呼唤国家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此时,科技创新尤其应该摒弃浮夸回归理性。”

周健民:真正能够实现较快转化的成果仍是太少,更多的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成果:缺乏原始创新,在理论层面无法引领科学前沿;面对企业又不能直接转化成产品,继而变成商品。同时,我们也缺少专门从事成果转化的专业队伍和人才。

“屠呦呦荣获诺贝尔科学奖,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要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做科研。要真正实现重大突破,科技工作者必须要静得下心来。”雷朝滋认为,要通过调整政策导向,改变一些过时的做法,切实纠正科技界的浮躁现象。

在具体实践中,周健民认为应该大幅度提升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改变只以项目形式投入的方式,并扩大稳定投入的比重,从而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技人员能静下心来做研究,而不必花费大部分时间跑项目、写申请。

邓中翰:中星微在美国纳斯达克十年的长跑,以及2016年公司开始参与国内资本市场,并借助国内资本市场实现改革发展,这些都是我们直接获得的红利。

他建议,国家在规划“十三五”科技创新发展时应给予基础研究特殊的关注和更大力度的支持。“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上不去,将严重影响国家的发展后劲和核心竞争力,科技创新也难以担当‘引领’的重任。”

要改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现象

《中国科学报》:限制成果转化率的因素有哪些?

在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看来,科技创新“关键是人才、投入是基础”。“在科技投入上,要切实改变‘重物轻人’的老做法。”他指出,过去科技创新主要是支持项目,大部分经费花在了材料和试验设备上,对作为创新主体的人则支持偏少,今后应该把支持的重点转到人上,特别是要让年轻人得到应有的支持。

成果转化忌浮躁

科技界人士达成共识:科技创新,三件事必须办好

访谈嘉宾:

“十八届五中全会给科技创新这么高的定位,作为科技工作者,我感到任务光荣而艰巨。”现年81岁的北京大学原校长、自然科学基金会原主任陈佳洱的这句话,让在场的人纷纷点头。

实验室外也要创新

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总研发投入比重仅为5%左右,而美国、德国分别为40%、28%

邓中翰:创新已经不是孤立在实验室的研究过程了,需要各类主体有效合作;科技研发不仅要有经费支撑,还要有前沿思维、战略布局。

“科技管理部门也要树立大联合、大协作的理念。”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王春法认为,科技界的联合协作对于科技事业,就像空气、阳光和水对于生命一样重要。“只有打破部门偏见、摒弃部门单位利益,跳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真正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立场上来看问题、想事情,用大胸怀、大格局推动大联合、大协作,才能用大思路、大手笔做成大科技、大事业,形成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的强大合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院长周健民

特别要注重营造敢于挑战权威、追求真理、学术民主、相互欣赏的氛围

从工作重点来划分,创新大致可分为存量创新和增量创新。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创新重在存量开发,重点是如何提高科研成果的市场转化;在创业中创新则重在增量开发,围绕市场开发产品与技术,重点不是提高转化率,而是如何鼓励发展并给予规范引导。

“我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实现从中低端向中高端的‘转段’,科技创新的重心也应该随之‘转段’。”教育部科技司副司长雷朝滋提出的“转段”说让人耳目一新,“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很多领域都在争取实现弯道超车,由跟随向引领转变。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变了,对科技创新支撑的要求也随之改变。”

周健民:修补每一个断裂的环节。成果转化有个时间周期,不能指望一夜之间获得改进,不能在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下指引工作。

“基础研究是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根本途径。原始创新孕育着科学技术质的变化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科技竞争的制高点。我们同发达国家科技实力差距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上,特别是原始创新能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副秘书长韩宇指出,要想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必须筑牢基础研究这个根本。

《中国科学报》:科研工作者是否逐渐获得“松绑”的感受?

“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或实验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并标志着科学真正的进步。”谭天伟引用爱因斯坦的话说,培育创新文化特别要注重营造敢于挑战权威、追求真理、学术民主、相互欣赏的氛围,让大家能够平等对话、自由讨论。

焦念志:科学家不是什么事都必须管,也不是什么事都管得好,要想管得好就必须在自己的专业内做专业的事,有自己的话语权。科学家切忌分心。

现在的科研评价因过分强调论文的数量,使不少科研人员成了“文章机器”

吴金水:新政策在亚热带生态所里已经基本落实了,我们的奖励政策2014年就已经出台了,并且与国家政策是吻合的,符合国家政策预期。国家从面上来控制,而所里政策更加细化。

周健民:近年来各地方对科技创新的重视度明显提高,院地合作需求越来越多,地方上对中国科学院等科研机构及高校的期望越来越高,也给予了更多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合作氛围。

《中国科学报》:院所、高校、企业如何在创新过程中扮演好各自角色?

邓中翰: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创新机制建设,在创新文化建设方面变化很大。经过这些年改革,科研人员跑项目、拉关系等现象得到改善,大家更注重创新实效及产业化的潜力。

焦念志:在发展中国家,只有获得国际认可,成果的转化应用才能更容易。从最基本的研发开始,在专业基础和专业技术上走向国际前沿,才能领导行业发展趋势,否则很难将技术和应用转化为对社会有用的东西。

吴金水:尽管国家政策已经有力地推动了大家的积极性,但如果仅以论文来考核评价科研人员的话,很难促进他们往应用道路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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